Yoko Tawada Interview: Writing Without Borders
Louisiana Channel | 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, 2019
我不太喜欢「边界」或者「跨越边界」这样的词，但是「两点之间的移动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比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旅行，又比如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，这样一来，人们便可以观察语言本身。
日语是我的母语。但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，并没有太多关于日语的思考，因为那是我唯一的语言。当你身处于一种语言之中（in），就无法凌驾于语言之上（über）去思考。后来我学了德语，发现在我置身于德语中时，日语便成了身外之物。于是我得以开始思考日语，它的特别之处，或是有趣的、搞笑的部分。那种灵活的感觉就像一只动物。
动物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主题。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边界在哪里？我们怎样才能跨越？怎样才能像北极熊或者小狗一样思考？有时我们感觉其实不存在边界，有时又会觉得两者截然不同。「陌生性」和「跨越边界」的游戏一直都是我写作的主题，不论是两种语言、两种文化还是两种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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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东京长大，那时我不知道东京是一座大都市，只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，因为周围所有孩子讲的都是日语——他们都是日本人。这对日本来说很正常，但今天的柏林却并非如此，这是个不同文化交融的社会。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只说日语，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任何语言。
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书。在我两岁的时候，母亲送了我一本绘本，没有文字，只有些花和鸟的插画。母亲可能还在想，比起绘本，孩子会不会更喜欢真实的花和鸟呢？实际上，比起现实中的鸟儿，我反倒更喜欢绘本里的那些。我手不释卷，母亲也因此意识到我真的很爱读书。
我的父亲是一位书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在一家进口美国口袋书的公司工作。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事业，拥有了自己的书店，从德国进口教科书，我对那些书籍如数家珍。当时东京的住宅十分窄小——其实现在也是——不太可能买很多书堆在房间里。所幸的是家附近有一家儿童图书馆，儿时的我每天都会去那里看上一本书。当时我的老师和父母都是左翼，俄国文学和俄语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德国也是，不过德国只有一半是左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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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22岁那年初次来到德国（居住），当时是在汉堡。父亲从汉堡的图书公司进口图书，早年我便在那家公司工作。来汉堡并非我的意愿，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和其他的、更好的大学（比如图宾根或者弗莱堡大学）相比，当时的汉堡大学更为自由。有三位女教授在研究后现代诗歌文学、女性主义以及与外国人的交流。「文学与文化中的陌生性」在当时的汉堡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那是一所非常自由的大学。回头看来，我非常庆幸自己来了汉堡。
最初几年里，德语发音对我而言非常陌生，舌头、嘴巴都没办法像说母语一样说话。我必须尝试去运用身体的一部分，连舌头似乎也变得陌生了。我认为重点并不只是把一门语言说得多好。当然这很重要，但是否拥有「必须要用该语言写作」的意愿也同样重要。当我开始在德国生活之后，便逐渐渴望用德语写些什么。关键在于意愿，而不是能力。
1988年，我完成了第一篇用德语写作的短篇小说（Wo Europa anfängt），那时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了六年。保持两种语言并行的写作并非易事，比如纳博科夫一开始用俄语写作，转向英语之后便无法再使用俄语了。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持续使用两种语言写作是极为困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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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德国居住了30多年，却还是用日语写的书籍更多一些。当我专心写作日语小说时，要不了一周时间，就会开始遗忘德语。不是说完全忘记，只是逐渐习惯了日语措辞，那些表达方式和德语大相径庭，会导致我想不起德语的写作方法。不是理论性的，而是感觉上的。我不得不暂时破坏我的德语，等回到德语环境中时，又必须从零开始。这很令人沮丧，但我是有意这样做的。我不希望自己太过适应某一种语言，不希望视其为理所当然。文学常常需要从零开始，因此我有意使用两种语言写作。
我有一本书叫作Das nackte Auge（旅をする裸の眼）。在那之前，我在写作时都是从德语和日语中选择其一，从未尝试在两者之间进行翻译。我的日文作品与德文作品有很大的不同。后来我想试试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一本书，比如写五行或者五句德语之后翻译成日语，再用日语接着往下写，然后译回德语继续。就这样同时使用两种语言——倒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时，否则得左右手同时开工，没人做得到——来回反复着写作。
但这样一来就有很大的问题。当我这样写完一章之后通读德语部分，就会发现很多错误、很多别扭的地方。于是我会进行修改，顺便也修改日语版本，可是日语又会显得很奇怪，不得不全盘进行变动，再改回德语之后，德语又不对劲了。它们就像两只不愿合流的动物，像一只猫和一只狗，狗不想成为猫，猫也不愿变成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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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学时听过一句话，「日语句子越短越好」，一句话中只能包含一个意思，简短的句子才是好的。曾经我也经常写短句。然而来到德国之后发现，虽然德语也有短句和长句，但要用德语写作长句时，必须在语法上先从头到尾考虑清楚。不管句子有多长，就像托马斯·曼一样，必须想清楚什么是主句、什么是从句。在第一个单词落笔时，就必须知道最后要写什么。那时我才意识到日语并不是这样，即使一开始不想清楚，也可以一直往下写。或许这也算是日语的优点吧。
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已经是明治之后的现代日语。回首日语的历史，比如平安时代的《源氏物语》，句子开头结尾的概念并不清晰。说不定那是日语的特色。我在搬来德国之后，才想试着用那样的日语写作。我试图用一句话讲出一整个故事，显然这不太现实，但自然地写出尽可能长的句子还是可以做到的。我便是这样创作出了《狗女婿上门》。
当时还没有互联网，在德国很难买到日文书籍，我很少回到日本，而邮政又十分昂贵。我能读到的日文书，就只有汉堡大学图书馆中的那些。当时有位名叫克劳斯·安东尼的教授在研究日本的民间故事，图书馆里大约摆放着五十本故事书。我把它们全部都读了一遍，因为太闲了。其中《白鹤报恩》的故事非常有名，除此之外有猴子、狐狸、小狗，甚至还有蝉。有许多关于异类婚姻的故事，不只有动物新娘，有一半的故事里新郎才是动物。可能因为性别问题，这样的故事在现代日本不受欢迎，大家只听说过女性是动物的故事，实际上反之也一样多。我对人类与动物、文明与自然的关系非常感兴趣，因此才写出了《狗女婿上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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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雪的练习生》讲述的是北极熊一家三代的故事。外婆在苏联的马戏团工作。突然某一天，她想用人类的语言写一本自传，于是逃亡到了西德。女儿托斯卡出身于东德马戏团，她是有原型存在的。东西德统一之后，托斯卡的马戏团倒闭了，她来到柏林继续演出。她与人类驯兽师共同表演「死亡之吻」，非常有人气。北极熊有三米高，而人类女性只有一米六。她们逐渐变得亲密，最后上演了接吻的戏码。演出大获成功，甚至传到了美国和日本。小说中，在她们接吻的瞬间，人类的灵魂会慢慢进入到北极熊的身体里，北极熊为人类写下了传记。
第三代的原型克努特是只名声在外的北极熊，在柏林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。让我觉得有趣的是，虽然有许多关于北极熊的报道，但那并不是为北极熊而写的，只是在谈论人类社会而已。比如「为何克努特的母亲不愿照顾她的孩子」，有报道说「克努特的母亲托斯卡成长于社会主义环境中，已经失去了她的母性本能」。克努特与德国环境部长握过手，还被视为气候变化运动的一种象征。对我们人类而言重要的政治问题，在北极熊的眼里又是什么模样呢？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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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极熊和作家——尤其是和我——有一些共同之处。我们都不在乎边界。北极熊在加拿大、苏联、丹麦、格陵兰之间奔走，即使是东西欧边界非常严格的冷战时期，它们也一直在旅途中。这让我非常着迷。此外，对北极熊来说，冬天比夏天更重要。它们会冬眠，但说不定并没有睡得非常深，说不定只是在冥想之类的。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啦。
冬天于我而言也同样重要，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生活在北欧。冬天能够滋养一种文学。当然（南欧）意大利也有优秀的作品，但我非常喜欢北欧的文学。人们在冬天有更长的、完整的时间，与他人之间没有太多交流，就像身处孤岛冬眠，可以独自深入思考一个主题。我很喜欢这样，正如北极熊一样。
